你讲一个笑话给北京人听，他会笑一次，北京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使他们一点即破。同样一个笑话你讲给上海人，上海人会笑两次：你讲时他笑一次——那是礼貌;你讲完时他再笑一次——那也是礼貌。他们不会笑第三次，因为他们对笑从来都不感冒。把这个笑话讲给西安人听，西安人会笑三次：你讲时他笑一次——那是礼貌;你讲完时他再笑一次——那也是礼貌;半夜三更他从被窝里爬出来开怀大笑——那是他理解了内涵。西安人反应缓慢，但他信念执着、韧性十足。

　　70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中充满温情地回忆：“在那个地方儿，常人家里也有石榴树、金鱼缸，也不次于富人的宅第庭园;在那地方，穷人有穷人的快乐，有露天变戏法儿的，有什刹海的马戏团……”那时的北京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操着地道京腔在《茶馆》里听京戏、侃大山。他们把幽默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即便没有一点文化的老大妈也常常会幽你一默。北京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城墙拆除了，然后又带着自己的儿女们站在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处描绘皇城根的故事。——这可能是北京人和自己玩的黑色幽默。新一代的北京人正在以一种油滑的态度糟践着北京人的幽默。相声魅力的消匿，隐喻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正在向无聊、调侃和庸俗滑坡。北京人“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不紧张”(老舍语)，这一点和西安人有点像。当全国各地的人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北京时，北京人常常有一种皇亲国戚般的优越感。他们甚至于给你侃，他的几辈子祖宗和乾隆进过食，他们胡同口的某个老店给毛主席，周总理做过衣服……。你只需面带微笑静静地听，但千万不要相信，这是北京人幽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多年前，两岸关系刚开始解冻时，有人劝台湾作家林海音回北京看一看，林海音不无伤感地说：“北京连城墙都没有了，我回去看什么呢?”西安人听句话，一定会：“嘿嘿”一笑。西安人太以他们的城墙为自豪了，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他们的城墙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贾平凹在《西安这座城》里把城墙捧了一个底朝天，然后又说：街头巷尾，其貌不扬的老妪，极可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皮肤像松树皮一样的老汉，很可能上识天文下通地理，有刘伯温之才，孔明之智。——西安人的传统形象是稳重、古典、稳重得像城墙根下的一块城砖，古典得像兵马俑。十三个朝代的帝王之气滋养了西安人的自大心理，政治中心的偏移又使他们有一种淡淡的失落。面对陕南、陕北和关中人时，他们常说：“我是西安人”。从这一句话里他们似乎又找到了汉唐时的那种感觉，面对北京人他们则从心里说：“人家才真正生活在天子脚下”。西安人和北京人有相似的思想构架，只不过西安人中有一种“闲人”(闲音han)。你往地下吐一口痰然后蹲下来盯着，不出十分钟一定会有人问你看什么，你直愣愣地盯着你的痰，把它大吹特吹一下，准保有人和你一块蹲着看，瞅一个机会溜掉，逛上三圈再回来，你会发现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瞻仰你吐的痰。这种现象就是西安的“闲人文化”。

　　上海人定位于小：小男人、小女人。上海男人大都瘦瘦小小，面白无须;女人则娇媚无比，弱不禁风。据说上海的文人骂人时不骂“他妈的”而骂“他母亲的”，实在文雅得可爱。上海人的性格柔弱纤细，人也显得精明。我认识一位上海的老先生，他骑着色彩斑斓的自行车，这自行车是由十多辆废弃的车子拼凑而成的，他会配钥匙、修电器、接电线……。人们有难事就想到他，他高兴地帮你摆平，然后用上海话告诉你发生了此事以后注意些什么。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西安人住在“巷子”里，上海人住在“弄堂”里，其实三个名词实际上是指同一事物。只不过，虽然北京人拆了自己的城墙，可思想尚囿在胡同里;西安人则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城墙和巷子里畏首畏脚澳门威斯人游戏活;唯独上海人抛弃了弄堂，跑到海边，大刀阔斧地建设浦东。20年代的上海诞生英雄主义，此后上海人胆小得出了名。但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上海人放大了胆，于是他们得到了很大发展。

　　面对一个有风险项目，上海人坐在电脑前劈里啪啦算半天，然后踌躇满志地去投资;北京人想：上海人从不干亏本的事——于是他们也跑了过去;西安人一看自己的老大哥走了，他便跟在北京人屁股后面开路。所以，上海人吃肉的时候，北京人啃骨头，而西安人只有喝汤了。